中国古代思想家、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从不同立场对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思考，其“大同”、“并耕以食”、“富民”、“调均”、“博施广济”等思想中，均含有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成分。坚持古为今用，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当下推动共同富裕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并朝着“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稳步前进。往古所以知今，对中国古代的共同富裕思想成分进行挖掘和梳理，坚持古为今用，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当下推进共同富裕不无裨益。
春秋战国以来，孔子、管子、墨子等伟大思想家对“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以及劳动人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思考；农民阶级以起义的形式对贫富分化进行了最激烈的抗争；封建王朝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采取了不少切实举措。这些思考和实践，从不同角度体现出共同富裕思想成分。
“大同”思想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描绘了孔子心目中的“大同”社会：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一切财产公有，没有私有观念，人人乐于奉献，社会保障充裕。与此相通，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以及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花源，也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们逃离了现实苦难，无忧无虑生活的理想社会。受大同思想影响，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的大同社会，并藉此将太平天国运动推向了高潮。到清朝末年，在吸收古代大同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写成《大同书》，将大同世界描绘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没有国家、等级、种族、家族、私产。
“并耕而食”思想
“并耕而食”出自战国农家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意思是统治者应该和劳动人民共同耕种以获取食物，一边做饭，一边管理国家，主张人人平等参加劳动，反对剥削和不劳而获。墨子是古代最富有劳动意识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看来，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分是人依靠劳动而生活，只有劳动生产才能创造财富；在分配上，墨子主张“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将劳动作为分配的重要依据。
“富民”思想
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儒、墨、道、法等各家均从不同角度对富民思想作了阐述，后经过儒家发展成为治国理论。富民思想实质上解决的是民与国的关系问题，因此在儒家理论中，富民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上，孔子提出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著名观点；在富民政策上，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均主张要大力发展生产，同时减少征税和地租。受富民思想影响，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历代盛世王朝往往大兴农田水利，注重休养生息，换来了民富和国富的双赢。
“调均”思想
在儒家看来，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稳定，因此要进行调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点在后世尤为著名。西汉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了调均贫富的标准，他认为贫富分化会导致暴敛和动乱，因此必须“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致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致于忧”。调均思想在其他学派也有论述，如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观点等。受调均思想影响，历代王朝非常重视封建社会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抑制土地兼并，如西汉的“限民名田”、王莽的“王田制”、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北宋的“限田制”等。同时，通过税收手段对贫富差距进行调节，以唐朝为转折点，中国古代从以征人头税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土地税为主，如唐代的两税法、清代的摊丁入亩等，更加注重以财产的多少作为征税的依据，缩小贫富差距。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调均措施，农民起义反对贫富分化的诉求则更为强烈，且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如南宋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太平天国的“无处不均匀”等等。
“博施济众”思想
博施济众出自《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应当帮助和救济天下穷苦百姓，这与其追求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是一致的，是儒家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墨子以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为基础，主张统治者对待百姓要“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埋葬之”，做到“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命。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依放，以长其身”。庄子也主张“老弱孤残”“皆有所养”。管仲则将弱势群体划分为九类，主张统治者要专门设立官职，给与必要的救助。受“博施济众”等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王朝一般都设有常平仓、惠民仓等官方“社仓”，以赈济百姓；设立“六疾馆”、“孤独园”、“福田园”、“养济院”等慈善机构，以收养老弱残疾、鳏寡孤独等。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上述思想与当下推动共同富裕有着不同程度的相通之处。比如，“大同”、“富民”思想，与当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天下为公”思想，与当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并耕而食”蕴含的平等劳动思想，与当下鼓励勤劳创新致富；“调均”贫富思想，与当下协调配套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对高、中、低收入进行调节，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博施济众”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与当下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完善兜底救助体系等措施，等等。
上述思想中所包含的反对剥削和不劳而获，反对贫富分化，追求人人平等而幸福的成分，更是共同富裕的精神实质。这些思想对我们推动共同富裕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当然，古代共同富裕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了“大同”理想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世外桃源也只是逃离现实的幻想。二是封建王朝尽管施行了许多缩小贫富差距的举措，但其根本的出发点是维护自身统治和地主阶级剥削的需要，其主观上绝不可能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动机，所采取的措施也绝不可能触及造成封建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即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三是农民阶级受小农思想的影响，有其阶级局限性，也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虽然通过最极端的方式--农民起义对贫富分化做了最激烈的抗争。
但事实证明，农民起义要么失败要么成为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也绝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其为反对剥削而提出的平均主马宁义主张，如付诸实践则会导致新的不劳而获，实质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剥削。为此，对古代的共同富裕思想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作者单位系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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